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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的考验 第一次独立思考,发掘背后的真相 



推开房门,你看到的病人是一种绝望的感觉。我是跟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员进去的,他负责提问病人。病人说着话就开始咳嗽,我当时有种转身就走的冲动。但那个调查员纹丝不动。那10分钟我就一直死死盯着这个调查员,才能把自己钉在那。——选自《看见》


下文选自《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2010年对柴静的采访



南都:你真正开始找到做新闻的状态是什么时候? 

柴静:是采访新疆地震。那之前我其实不理解新闻是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就像生活只是演播室里面。那次现场报道也没有什么突破,但是让我觉得泡在新闻里了。我跟那个村长都没有地方坐。脸上都是土,头发都是头盔的印子,这要在北京哪敢上镜头。也顾不上准备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只能问他晚上睡在哪,他说睡在地上。问他睡得着吗,睡不着。这要是在北京,我又得准备一天一夜的问题。那个时候才理解陈虻说的“忘我”。 

南都:紧接着就是2003年“非典”了,是你主动要求去医院采访的吗?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图片)



柴静:对,我挺强烈地想去,就摆出一副“我就要去做这个采访,我已经在这了,你看着办吧”的态度。制片人觉得我挺逗的,说那你就去吧。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将来小孩问我说,妈,你是记者,“非典”的时候你在干吗呢?宝宝,我在看电视。这怎么交待呢? 

南都:你当时不怕吗? 

柴静:确实有点恐惧,但顾不上害怕,兴奋感太强了。有一天我都认为自己感染了,早上起来就感觉发烧。我想反正感染了也要去医院,那就去,结果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摄制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感染了。 

第一天去医院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也没有任何声音。推开房门,你看到的病人是一种绝望的感觉,脸上是一片空白。我是跟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员进去的,他负责提问病人。病人说着话就开始咳嗽,我当时有种转身就走的冲动。但那个调查员纹丝不动。那10分钟我就一直死死盯着这个调查员,才能把自己钉在那。出来赶紧换衣服,直到我的摄像提醒我,看着镜头说点什么。我才开始结结巴巴,一缕头发乱了都要弄好那种。 

南都:“非典”报道之后很多观众都认识了你。你感觉到自己成名了吗? 

柴静:坦率讲那时候外界的(毁誉)确实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看到整个事件被颠覆之后的样子,日常生活已经翻了个儿。我们一个组包括司机六个人。做完那个节目谁也不说话,车就漫无目的在长安街上开。领导问你们要干吗?不知道,我们就想还呆在一块继续工作,去哪儿都行。 

我从中最大的受益,是“非典”之后我做了一个小学生集体自杀的调查,《双城》。6个孩子集体自杀,有两个死了。活下来的谁都不肯开口说什么理由。我们去其中一个家里,那个小孩也不说话。后来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回酒店聊天。他突然说愿意,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到过你的“非典”报道。那个时候你才明白,这是记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信任。 

南都:这次“非典”报道在你做新闻方面有何启发? 

柴静:我们拍“非典”病人转院时,看到很怪的一幕:两个医生从人民医院电梯里推出来一个轮椅,病人坐在轮椅上,白布从头盖到脚。但没有隔离措施,没有防控服和口罩。我数了一下,一共29个病人都是这样。现场特别慌乱,我问院长,他说天井出事了。 

“非典”结束后回头想我才觉得不对,我一定要进去看看天井。我们找到医院的主任,他说这样的事他再也不愿回忆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能理解他的痛苦。最后他带我们进去,是一个非常窄的天井,加了一个顶,变成一个输点滴的监护室。大概有27张床,整个那个空间里面,桌子椅子全部都翻了,四腿朝上。你都能听到整个空间在尖叫一样。就是人在逃难时那种惊慌失措、什么都顾不上了的感觉。一块小黑板上写了20多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写着肺炎。其实都是“非典”,但是那时候谁也不能说。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医院,运送病人的医生没有隔离服,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图中正接受采访的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南都:医院没告诉病人是“非典”? 

柴静:如果是坐在演播室我肯定会问,你们这样太不负责任。可是当那个主任站在我身边我看到他的表情,我就想到他们也一样。他们知情但连个防护服都没有,每天就沤在里面。我问他你靠什么保护,他说没有什么隔离,我们靠精神保护。原来不太理解他脸上为什么是那么呆板的表情,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沉痛的心情。这个节目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让我去独立思考,发掘背后的真相,而且看到那个代价。 

南都:你同事有没有说,看你这么瘦弱的一个小姑娘去做这个采访,不忍心之类? 

柴静:没有,搞新闻的同行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的(笑)。我们做这两期节目的时候,经常要说服别人接受采访。我就说你们把车停在这等我出来。他们有时候在外面要等四个小时,我在里面不断劝别人。后来他们说“我们几个当时就在想,给这丫头三年时间,看她还有没有这个劲花四个小时去说服一个人。”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