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注册

在历史的长河中学会思考 

 读《浩荡两千年》有感


作者: 詹御涛  公众号:数豆子的人们



《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摆在案头多年,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其实借也不能读,治懒虫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交作业。每个人都有24小时,有些事能不能被列入到你的时间序列中或者你能不能被列入到别人的时间序列,内在驱动固然重要,外在压力也的确有效。有千万个理由没时间读书,而读书后的获得感却是边际报酬最高的投入。终于在作业的驱动下,《浩荡两千年》被列入了自己的时间序列,也因之走进了浩浩荡荡两千年的时间长河。

穿行在这2000年间,感受到了中国这2000年的兴衰,饥饿、杀戮、战争,这是一部血泪史,民众成了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一时间的曙光拼不过周期的规律。《浩荡两千年》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商业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和对立?在吴晓波的解答中,你可能不会再关注这个问题,而会更加关注这些答案本身,其实他是在解读一个关于政治与经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讲得是国家治理的故事。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你会看到历史在不断的向前的演进,也有许多规律的重现,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籍中,你能得到的是吴晓波利用8年的时间,用商业的视角把历史上那些灿若星河的人和事串成一串珍珠,把以前零散的史实用商业的视角串成一个凸透镜和望远镜,让我们在迷雾中看清和理解现实、现实选择及未来。吴晓波是从《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的顺序,由近及远,溯源而上,挟带着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期待、不安和恐惧开始历史的叙述和追问,但我觉得作为读者应该反向阅读,由远及近,在历史的脚步声中更容易理解现实。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在经济要素上来看,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 中国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城市,而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对工商业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然后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而在东方,这种情况仍然顽固的存在。


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钱穆认为,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一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二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这一政策。在集权与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以管仲变法为标志,中国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于专制者来说,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经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在这四大制度中,唯独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不如人意。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强的社会经济形态,自从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再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因经就有了四个非常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中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现象。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允许做大。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了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


其二、政府与民间不有形成对等的契约有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无一例外发生在顶层。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他们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


其四、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这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一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 ,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在经济史上,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就开放,朝代更迭,循环往复。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古代,这种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吴晓波在本书中探究了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这其间的政商关系,史海苍茫,关山似铁,他那“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让我们也有幸成为了历史的旁观者,抑或让我们成为了该问题的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