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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2012年,《浩荡两千年》被评为“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




【作者介绍】

吴晓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著有《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激荡三部曲】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口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
上卷叙述1870~1937年间中国企业的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中国商业史三部曲完结篇。



【作品目录】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题记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公元588年(魏晋南北朝)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第二部 公元589(隋唐)——1367年(宋元)“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第三部 公元1368(明)——1869年(清)超稳定的夕阳期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精彩书摘】

1、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2、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3、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4、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5、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70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6、“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如果一文不名,就要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有一点积累之后,就要动用脑筋,把握商机,靠智力致富,这是追求利益的根本方法。

7、其次,他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由贫入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制造业又不如去从事流通业,刺绣织绢所获得报酬不如在市场上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多。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

8、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还犹豫着不肯实施,多可惜。”